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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二小 何以深陷舆情危机

时间:2017-03-30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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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二小 何以深陷舆情危机  

李鸿文  
 
 

中关村二小 何以深陷舆情危机

 

 

随着两名“施暴学生”家长提交书面道歉信,向“受害学生”及其家长致以深深歉意,一度沸沸扬扬的北京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应该可以淡出公众关注的视野了。复盘整个事件,不是为了探讨事件的定性,也不是评价当事各方的是非曲直,而是从舆情回应角度,剖析中关村二小深陷舆情的原因。

旷日持久 高潮迭起

一般的舆情事件发展,从潜伏期、酝酿期、爆发期到衰减期、平息期,一般也就三五天,而中关村二小发生的此次事件,却是旷日持久、高潮迭起。

11月24日上午10点多,三名小学生发生冲突。第二天,“受害学生”家长与班主任及年级组长沟通此事。11月28日,校级领导介入协调,未能满足“受害学生”家长诉求。这一阶段的舆情可称为潜伏期。

12月5日,“受害学生”家长在交互媒体推送《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一文,刚开始影响不大、传播范围有限,慢慢受众增多,形成话题,舆情进入到酝酿期。

12月8日,该文在交互媒体被疯狂转发、评论,同时受到传统大众媒体关注,舆情进入爆发期。

12月10日,中关村二小发布第一份声明,声明在交互媒体广受质疑,传统大众媒体与交互媒体联动,形成强大舆论压力。从12月11日至13日,大众媒体全面介入,共青团中央旗下的未来网投入重兵跟进此事,事件进入二次爆发期。

12月13日中关村二小发布第二份声明,校长露面接受媒体采访;次日,“施暴学生”家长向学校提交书面道歉信,交互媒体与大众媒体仍有零星质疑声音。舆情进入衰减期和平息期。

整个事件的舆情呈三大特点:一是持续时间超长,从11月24日事件发生,到12月8日进入爆发式传播模式,一直持续到13日校方再次回应,总计长达3周时间;二是波及的广度及纵深超出想象,从交互媒介到大众媒介,从新京报、京华时报等市场化媒体到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主流媒体,再加上共青团中央旗下的未来网等,都给予了持久的关注;三是舆情两次高强度爆发,且呈狂风暴雨模式推进。

官样文章 火上浇油

梳理事件全程不难发现其中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是12月5日“受害学生”家长在交互媒体推送文章,三天后舆情全面爆发;二是12月10日中关村二小发布第一份声明,第二次将舆情推向高潮。

这份不到400字的声明,可以说彻底“激怒”了社会公众。有新浪微博网友“翻译”:第一段,我校很牛逼。第二段,我校已处理。第三段,再在网上议论我校,分分钟给你发律师函。第四段,快散了吧,虽然你们不能把我校怎样,但还是挺烦人的。

网络情绪延伸到大众媒体,直接体现是媒体发表的质疑性的评论。其中,未来网12日发表的署名评论员文章《面对众怒,中关村二小为何充耳不闻》,火力全开,直指中关村二小“折射出来的傲慢与自大,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教育机构该有的作为”。

客观地说,这份声明中的措辞并没多少过分之处,倒也体现出该校中规中矩、谨小慎微的作风。但声明中的第一段,从教育部一直说到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给公众造成了狐假虎威的第一印象。第三段强调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又展现出了傲慢颟顸的形象。

事后,搜狐网发表文章对这份声明进行了点评:首先,它出现的时机滞后,是错的;其次,它没有讲事实,丧失了靠事实真相说服人的关键机会;再次,它的立场不是教育者的,而是官僚化的;最后,它主动将所有人当作“假想敌”,引起众怒。总之,这份声明“具备一份糟糕公关文本的所有要素”。

“霸凌”定性 拉锯焦点

在意识到舆情回应出现差池之后,中关村二小于12月13日发布第二份声明,并选择中国教育报进行了专访。

第二份声明基本推翻了第一份声明的立场,加入事实作为主体,回归到教育本位,也避免了官样文章的文风。与此同时,该校校长在中国教育报上的专访中,敞开心扉、直抒胸臆,完整地表达了对此事件的理解与态度,向公众释疑解惑。这套“组合拳”打出后,舆情才开始出现转机。

就在此次舆情发酵、高涨的这几天,媒体先后报道了泰安一小学一名五年级学生被同班同学推下楼梯,温州7少女建“打人群”共享“战绩”,吉林梨树县某中学15岁少年在学校厕所被砍伤等事件。可以说,每一起都比中关村二小事件性质更恶劣、后果更严重。这些事件虽有媒体报道,但并没构成议程,也没形成舆情危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霸凌”定性并无争议,二是事件发生在三四线城市或农村学校,当事人大多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安全问题是中国社会难以言说之痛,难以言说也就不再言说。

反观中关村二小事件,它发生在首都,发生在一所拥有全国最好的师资队伍和各种教育资源配置的名校。这样的学校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标杆、旗帜和榜样。如果榜样学校都能发生“霸凌”事件,则意味着中国教育的顶端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因此,对事件的“霸凌”定性,就成为中关村二小与舆论(包括交互媒体与大众媒体)展开拉锯战的中心焦点:中关村二小肩负维护中国中小学教育声誉的重任,打死都不愿承认“霸凌”定性;公共舆论又希望通过榜样学校发生的“霸凌”事件,来督促全社会对屡屡发生又几乎无解的此类事件拿出解决之道。

舆情回应 是门学问

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到:“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无论是中关村二小还是公共舆论,对“霸凌”的定性都存在“先定义后理解”的倾向。本文无意对此展开深入探讨,但要承认的是,中关村二小在此次事件的舆情中,某种程度上负载了公共舆论期望与失望、向往与怨恨相互交织的复杂情绪。由期望与向往转化为失望与怨恨,这也是人之常情。遗憾的是,中关村二小只看到了前者而没看到后者,忽视了公众情绪的核心关切。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中关村二小校长杨刚坦率地承认:“我们确实没想到会引发这么大影响,我基本不是网民,不太懂新媒体和网络。但我们所有初衷都是做好我们的教育,对每个孩子负责,今后依然是这个思想。”从该校最初对舆情的回应与处置方式来看,“不太懂新媒体和网络”还真不是杨校长为此次舆情事件处置失措在找借口。

舆情回应是门学问。英国网上舆情危机专家里杰斯特提出的“3T原则”或可作参考:首先是“Tell your own tale”,即向公众提供具体的、全面的、真实的情况;其次是“Tell it fast”,也就是抓住黄金四小时抢占时间先机;第三是“Tell it all”,即不能隐瞒信息,满足民众的知情欲望,破解谣言滋生的温床。对照“3T原则”,中关村二小确实存在一定差距。此为中关村二小的教训,对深圳一些机关单位,尤其是中小学,也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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