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论”在文论界引起热议

内容摘要：“强制阐释论”在文论界引起热议作者：白烨《光明日报》（2016年 04月 11日 13版）。有关“强制阐释论”讨论的文章涉及到的内容广泛而深入，概要地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指向：“强制阐释论”提出的意义，“强制阐释论”涉及的西方文艺理论问题，“强制阐释论”隐含的问题与可能。王宁在《也谈场外理论与文学性——答张江先生》中，认为泛文化现象是“强制阐释”背后的历史语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是进入本世纪才有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后半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衰落之后，解构主义异军突起，从而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在有关“强制阐释论”的讨论中，还有一些话题由文论的角度延展开来，从“强制阐释”的角度反思古典文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相关现象，也有不少文章就“强制阐释论”存在有的疏漏与隐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阐释;文学理论;张江;西方文论;学者;文论界;讨论;文本;西方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

2015年，文学理论界围绕张江提出来的“强制阐释论”，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为近年的文学理论界所少见。

　　张江有关“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与阐说，主要是发表于2014年第6期《文学评论》的《强制阐释论》。文章在回顾了20世纪当代西方文论的创造性成果和历史性进步之后，特别指出：当代文论的缺陷和遗憾同样很多。一些基础性、本质性的问题，给当代文论的有效性带来了致命的伤害。这集中地表现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强制阐释”。其基本特征有四点：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杀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致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强制阐释论”如同一块巨石，在国内外的文艺理论领域激起了千层浪，而且涟漪不断。在2015年1月和7月，《文艺争鸣》杂志两次在长春召开“‘强制阐释论’理论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在4月17—18日于北京召开的“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国际高层论坛上，9月19日于上海召开的 “欧美左翼文论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上，“强制阐释”都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应邀与会的张江与有关学者就“强制阐释”问题进行了对话式研讨。是年，张江还与朱立元、王宁、周宪等人就“强制阐释论”涉及的有关理论问题，先手十次以相互通信的方式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探讨。与此同时，美国、法国、俄国等国外的一些文论家也参与到“强制阐释论”的讨论中来，使得“强制阐释论”的讨论，从国内文论界延宕到国外文论界。在这一过程中，约有三十几位国内的文论家和二十多位国外的文论家先后参与到讨论中来，这也使“强制阐释论”的讨论，与国际文论界密切接轨，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有关“强制阐释论”讨论的文章涉及到的内容广泛而深入，概要地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指向：“强制阐释论”提出的意义，“强制阐释论”涉及的西方文艺理论问题，“强制阐释论”隐含的问题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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